“70后不愿种地，80后不会种地，90后不谈种地。”这句最近被人们熟知的话，道出了未来“谁来种地”“怎么种地”的隐忧。从2012年到2017年，连续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出了部署，新型职业农民被国家寄予厚望。
数据显示，目前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目前突破2000万人，其中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。那么，什么样的农民可称为新型职业农民？其发展现状如何，又该如何培育和扶持呢？我们来看看三农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怎么说。
新型职业农民，“新”在何处？
新型职业农民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动力。新型职业农民“新”在何处？目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情况如何？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：
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主动适应农业现代化生产和产业发展需要，主要依靠农业及相关产业经营获得收入、以务农为职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。
基本要求包括：
具备一定文化与科技知识、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、富有自主创新创业精神、具有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。
对比传统农民，新型职业农民“新”在以下几点：
具备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先进理念；具备现代农业所要求的能力素质；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，是新农业生产的继承人与开拓者。
主要培养对象：
现阶段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象不仅包括青壮年农民，还包括农机大户、农村合作社带头人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现代青年农场主等多方主体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：
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。职业农民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户，其特点如下：
面对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新型职业农民高度依赖社会分工，面向广大市场开展生产经营，而不是自给自足。作为市场主体，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具有成本核算意识、品牌塑造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，不仅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，还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。
经营规模比较大。特别是在农产品流通、服务和加工领域，从业者的经营规模很大，甚至可以比肩跨国公司，足以使生产成本降到产生市场竞争力的程度。从我国现实出发，将粮食生产的平均家庭经营规模（约10亩左右）定义为现在的8至15倍比较合理。
依托现代农业经营组织体系。从国际经验看，在大部分农业生产领域，“巨型合作社+专业化家庭农场”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。此模式一方面会提高合作社的竞争力，另一方面能让群体分享农业产业链的利益。在农业发达国家，如果没有这种机制，一般的家庭农场经营者也难以维持生存。
越来越多地采用环境友好的技术从事生产经营。发达国家的有机农业比重一般不超过10%，但大多都重视环境友好技术的利用，并确保大宗农产品的安全生产。
与政府和农业科研机构结成“金三角”。农业生产经营系统、农业科研机构和政府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性支撑结构，三者结成良性互动关系。
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：
新型职业农民的“新”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1、新的农业经营、农业专业化服务、农业管理的主体，既要懂经营，又要懂管理，还要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。
2、是农业新知识的掌握者和传播者，只有广泛掌握生物科技、计算科学、现代管理等知识，才能提高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。
3、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技能的使用者和发明者，没有新的技术装备武装现代农业，就难以实现规模经济，而没有新的优良品种被培育推广，市场竞争力就难以提高。
4、是现代农业新业态的创新者，新型职业农民将农产品的生产、加工、营销联结为一体，将特色农产品生产与农村生态旅游融为一体，使农业成为集种养、旅游、教育等于一体的多功能新业态。
队伍有待形成，面临“成长的烦恼”
目前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面临哪些问题？应该怎样破除这些制约？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：
存在的问题：
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面临着支撑政策缺乏、培育体系不健全、监管机制不完善、培育效果有待提升等“成长的烦恼”。在人口流动、户籍政策、土地政策等方面缺少有力支撑。尚未建立完整的、满足不同层次培训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。同时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，培育效果有待提升。
解决的对策：
对此，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支撑体系和管理制度。要规范培育内容，完善课程体系，创新培育模式，实施分批分类培育；进一步加强培育质量与效果考核，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评价体系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：
存在的问题：
在农业生产环节，目前仍以小农户为主。虽然在农业主产区的很多小农户已经不直接下地操作，但他们仍是土地承包户，土地不流转，会对土地规模经营水平提高形成限制；我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的现代化水平还较低，规模普遍较小，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相当有限；我国农户的科技装备水平总体较低，亟须建立高水平科技推广体系，让农民学习更多实用技术。
解决的对策：
首先，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，改革城市土地规划管理体制，改善城市居住形态，方便农村居民迁入城市。
其次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探索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担保融资，降低地租水平，提高农业投资者增加土地生产力的积极性。
再次，大力支持农民合作社实现跨行政区发展，建立家庭农场分享农业全产业链收入的长效机制。特别要引导有条件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转型为现代农民合作社。
最后，建立以农业大学为主体的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体系，将现有农业科技推广系统并入其中。
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：
存在的问题：
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质有待提升，特别是在基础学历、市场敏锐度、创新意识等方面与现代化新业态发展要求有一定距离；社会认可度低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不健全；土地产权细碎化、地块细碎化、农村组织分散化的现状与现代农业经营规模化、集中化、组织化、专业化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。
解决的对策：
为了突破以上瓶颈，建议建立政府与企业、社会相结合的多元化培训投资机制，加大职业农民培训力度；增加媒体对职业农民的宣传报道，逐步消除二元制度障碍，实行社会基本福利均等化；加快推进承包地确权登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，为新型职业农民规模化经营创造基本物质条件，解决资金不足瓶颈；改革农业院校教师评价制度，鼓励教师个性化发展，建立教学型、科研型、推广型三支教师队伍，改革教学内容；逐步健全农村农业技术推广站，搭建实用技术、信息传播、农情预报预警网络，帮助新型职业农民快捷掌握新技术，有效防范各种风险。
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要看能力素质
很多网友反馈，比起现有的农民，大学生、退伍军人等群体率先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概率更大。专家怎么看？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：
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提出，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；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；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；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；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。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必然瞄准在乡务农农民的培育，但同时也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，一手抓培育、一手抓引入。大学生、退伍军人等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，对他们进行农业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，能帮助其较快进入新型职业农民角色。
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：
大学生和退伍军人与其他群体相比有自身优势。他们对家乡有着固有的眷恋，加上在外地学习和闯荡的经历，有助于把好的经验带回家。但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，还是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新型职业农民应有的基本素质和能力。
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是先驱与带动的关系
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在“农户+合作社”“农户+公司”利益联结机制中，如何保证农户利益不受侵害？
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：
我国的人地关系、城乡结构、农村社会形态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，规模经营与分散经营、小农户与新型职业农民会共同存在。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的利益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，二者是可以共存、互补的。
首先，新型职业农民的科学经营、管理模式和由此带来的高收益，可以为小农户提供示范与借鉴。
其次，小农户可以充分利用新型职业农民的高质量专业技能服务，解决自身在农忙季劳力和技术不足的问题。
再次，小农户可以学习新型职业农民的精细化管理、特色农产品培育和种植等，提高生产效率。
最后，小农户可以通过契约、农业保险等防范市场风险。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：
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之间是点与面、先驱与带动的关系。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，目前小农户经营模式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。
“农户+合作社”与“农户+公司”的联合方式主要围绕农户承包地，而农户的根本利益也恰恰在于承包地。新修订的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已明确提出了承包地所有权、承包权与经营权“三权分离”，所有权为农民集体所有，农户具有承包权和经营权，且根据自身意愿可将经营权流转给合作社或公司，这在法律层面保护了农民土地的根本利益。政府在这种农户与合作社、公司利益联结机制中，应坚守底线意识，维护集体与农民的根本利益，防范资本下乡圈地，在农户自愿入社入股的基础上，有序引导和组织小农户参与和发展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完善土地入股、技术合作、利润分成等利益联结机制，构建合作互助、风险共担、互利共赢的长效发展机制。
来源：光明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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