邱亚川：“福建经济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”

[作者介绍]：邱亚川，籍贯惠安，福建经济学校（原福建供销学校）1965级农资专业毕业生，退休前任三明水泥厂厂长，退休后居厦门。

1965年，屈指算来已有50多年的光景了。然而，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前不太久的事，历历在目，它让我终生不能忘怀。

那年，由于我的顽劣与无知，中考的成绩不好，没能达到重点高中的录取线，没被重点高中录取。这也意味着我此生今世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与希望。正是我徘徊在人生的“十字路口”，福建供销学校接纳了我。我被福建供销学校（现福建经济学校）录取了！

然而，就在送我到学校报到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她哭了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她认为：人家的孩子有出息，考上了重点高中上大学，将来留在城市工作，而她的儿子不争气，上这么一所学校，就是毕业了，无非只是农村供销社的一个“小货郎”。（当年）中国的现状确实也是如此，没有大学毕业，想在城里有份体面的工作是难上加难。农村与城市就是到50年后的今天，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别。您说，一个有用的母亲能不为无用的孩子的前途感到担忧吗？

看着妈妈的样子，我也是沮丧十分，总认为自己不争气，不能用优异成绩来报效父母，非常自卑。那年冬天的寒假，（我）也因没脸子没敢回家而留在学校。

那时候的学校非常好，组织了留校的同学去下基层。一是解决穷孩子寒假的生活费用；二是让同学们到基层锻炼。就是这样，我被安排到南平与顺昌交界的（一个）叫“峡阳”的小镇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，

——我记得：闽北的冬天非常冷，去的那天，下着小雨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独自一人在外边过春节。

——我记得：我到收购站时，那老头非常地高兴，立马把一串钥匙交给了我，简单地说了一下，隔天他就请假去过年了。

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过春节，孩子们最欢喜就是过年。这年怎么过呢？那年，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终日贪玩的毛孩子。那时候电脑、电视、手机之类的家电还没发明（普及），要打个电话寄封信，必须到一公里外的邮电局。好像峡阳那时还没有电影院。据说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公社在操场上请城里的放电影队来公映电影。可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，而且天黑地不熟我也不敢去。

偌大的一个收购站，就我一个人，除了发呆，一点可做的事情都没有。面对着的是一堆废铜烂铁和一堆收购来的废书旧报。无聊和寂寞把我推到了极点。用现在话说，我的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我很后悔下基层锻炼，如果留在学校，还可以去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。

然而这时候想跑也跑不掉，老头子已经回家去，他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无可奈何之际，也只好留下来熬日子了。于是，就把那堆旧书报拿过来翻看，用以打发时间。没想到这一翻一阅，慢慢地被这旧书报里边的东西所吸引了。没想到，里边还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。

那时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前夕，处在一个“百花齐放”的时期。许多名家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。我记得：那时《北京晚报》有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先生写的《三家村夜话》、《燕山夜话》……；南方广州《羊城晚报》有秦穆先生的《艺海拾贝》……。每期报纸都有精彩出奇的好文章，既有极高的思想性，又有趣味的可读性。作为一个单纯的青年的我，很快地就被吸引了进去。

寒假的一个月时间，我连收购站的大门都没有出，终日在废书报堆里找东西看。因为有事做，时间就过得很快。假期快过去了，可是那堆东西还有许多来不及看。于是我把一些喜欢的书另外整理出来，把没看过的报纸的好文章裁剪了下来。我想按斤论价向老头购买。没想到那人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竟然慷慨地说：旧书报你想要就带走吧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就带走了他一大堆的书报。我喜欢收集旧书和剪报的习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

沙子与石头是废料，但与水泥混和之后，却能产生奇特的效应。废人与废品的结合也能产生新的效应。我想：苦难的折磨也是人生享用不尽的财富。

就是这次学校组织的下基层，改变了我顽劣的恶习，让我喜欢上了读书看报，喜欢上了有文字的东西。

也许是命运的安排，就在我想好好读书，努力一番事业的时候，情况又起了新的变化。就在新学期的中间，1966年5、6月间，中央发表了“五一六通知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在全国爆发了。学校全都“停课闹革命”。人们开始发疯了，到处“破四旧”，书籍都作为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烧毁了，每人手里只能留一举“毛主席语录”。新华书店只卖“毛泽东选集”。学校又成了没事可干的地方了。同学们大都星散回老家去了。回到老家也是一样。当年的同学与玩伴都“闹革命”去了。

对着墙壁发呆的我，因此想起了下基层的日子，想起了在峡阳废品收购站的日子。于是在无聊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逛逛。没想那时的收购站竟然生意兴旺。由于旧书旧报属于“四旧”的范畴，藏匿这些东西可能引来“红卫兵”的抄家，会被打成“反革命”。这对当时的“知识分子”是灭顶之灾。人们绝对不敢保存这些东西，都按斤论价送到收购站了。收购站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知识宝库。于是关顾收购站淘些书报来看，成了我打发日子的好方法。

说到这一些，我又要感恩“福建供销学校”了。虽然“天下大乱”，可是学校仍然按月发放生活津贴费。我记得，当时每个月是9元钱。这数目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1斤大米9分钱，我每月的收入可以买100斤大米，在乡下已是“小康人家”。我就利用这些生活津贴到收购站“按斤论价”淘些旧书报来看。这些书报后来跟随着我去“上山下乡”，去参加工作，有一些一直保留到如今。我的生活，就在这无形中起了潜移默化。

由于我的变化，我那个一直在为我担心与流泪的妈妈又产生了新的疑惑。去了供销学校以后，（我）这孩子变成爱读书了，人家都在“串联”在“造反”，你又躲在家里看“黑书”，青年人“不革命”能行吗？她又开始为我担忧了。

这样的日子，过了好几年。在这几年里，我拜读了我国的“四大名著”，拜读了《安娜卡列尼娜》、《约翰克里斯多夫》、《莎士比亚文集》等等世界名著，背诵了许多古诗词，直到现在，词家“三李”的作品我几乎能流利背诵。尤其让我喜爱的是我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，如茅盾、巴金，对我影响最深是郭沫若先生。郭沫若先生的作品我几乎拜读了。读了他的作品之后，尤其是《洪波曲》让我感到学校的语文老师把学生给误导了。语文课把写作神秘化，认为写作文高深莫测，让学生堕入迷茫。再大的巨著写的也都是生活琐事。美丽的项链也是小珠子串连起来的。只有做到“形散神不散”，我看什么都可以写。

也许是看多了一些，自己也就产生了写字的冲动。我记得：我在当时就壮着胆子写了一篇通讯，并寄到报社。没想到我的稿子竟被采用了。后来他们还聘我当特约记者。《中国建材报》还聘我当福建记者站副站长。让我为他们撰稿，让我做了一些我喜欢做的事，让我成了一个妈妈不再为我担忧、不再为我流泪的人。

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，回忆起我几十年走过来的路，我深深地感恩福建供销学校（现福建经济学校）。是她把我从被遗弃的十字路口捡了回来；是她让我实实在在的经历了一番磨练；是她把“半吊子”的我培养成人。供销学校功德无量。赞美您啊！我的母校。

我经常对人说：名牌大学没什么了不起，最了不起的是福建经济学校。

名牌大学只能是把已成材的高考状元集中起来培训，这只是“锦上添花”。而福建经济学校能把像我这样的废品培养成人，是“雪中送炭”。这才是最最了不起。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这样的学校。

福建经济学校是伟大的学校。

六五届（级）邱亚川

2017.10.20于厦门

左三是邱亚川校友